王道士(清代三大文物)

1. 王道士，清代三大文物？

清朝三大国宝匕首，分别藏于辽阳博物馆、新宾清永陵文物管理所和沈阳故宫，为清朝乾隆皇帝御用匕首，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国宝。

第一把：烧蓝镶宝石绒面鞘匕首。此匕首通长35.8厘米，刃长25厘米，柄长11.5厘米，为一对，卷首形烧蓝柄，嵌红、绿、蓝宝石和钻石，柄端嵌祖母绿一块。护手镶嵌钻石一圈。钢刃，前锐后曲，近护手处饰花卉纹烧蓝，嵌红、绿宝石、钻石等。鞘木胎，外包红绒，琫、珌皆镶花卉纹烧蓝，嵌红、绿、蓝宝石和钻石。

第二把：青玉嵌宝石柄挽金鞘匕首。此匕首通长58.3厘米，刃长44.8厘米，柄长13.5厘米。青玉卷首形柄，以金丝为缘，内嵌红、绿宝石及珍珠组成的花卉。剑形钢刃。鞘木胎，挽金叶，錾刻菱形格花纹。

第三把：玉嵌宝石柄挽金鞘匕首。此匕首通长41厘米，刃长27.5厘米，柄长13.5厘米，青玉卷首形柄，以金丝为缘，内嵌红、绿、蓝宝石一百余块，组成四瓣花卉。剑形钢刃，鞘木胎，外包金叶，錾刻菱形花纹，此匕首为乾隆皇帝御用。

王道士(清代三大文物)

2. 莫高窟藏经洞的珍宝是如何逐渐流失的？

莫高窟藏经洞，堪称一部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敦煌都流失了哪些珍贵文物？这里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内幕？文史志异来回答。

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道士和一个神秘的洞穴。

这名道士，就是敦煌莫高窟文物的发现者。在一百多年前，那些举世震惊的文物就是从他的手里流向国外的。于是这一百年来，人们对他是褒贬不一，唾骂、惋惜、憎恨，甚至还有敬意始终围绕在他的身上。王圆禄，湖北麻城人，约1850年出生，农民，略识文字，年少时因灾荒逃难至西北肃州一带(今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王圆禄入伍当了一名兵勇，退伍后，他在当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号“法真”，历史上称其之为“王道士”。

王道士出家后不久开始向西云游，当走到敦煌莫高窟时，他突然停下脚步，而这个时间大约是1898年。他见这里尽管荒凉，但寺院的香火没断，还有附近百姓的供养与施舍。经过多年漂泊的王道士此时年近半百，衣食无靠，他很想找个地方度过残生。莫高窟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自然成了他心中一个理想的落脚地。还有一点，当时的敦煌百姓是佛、道都信的，所以虽身为道士，也不妨碍他在莫高窟住下来。

王圆禄一住下来，就积极地整修当时已很破败荒凉的洞窟。莫高窟当时分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住在最为荒凉的下寺。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他便四处化缘募捐，主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下寺共有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两年时间才清理干净，并用化缘的钱盖起了三层楼。底层如今编号为第16窟。王道士就是在这第16窟中偶然发现了那个震惊世界的藏经洞。

发现藏经洞

王道士在1911年曾给清政府写过一篇名为《催募经款草丹》的信，内容就是索要一笔款项。也许是因为当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后来这封信并没有发出。但此信中对藏经洞的发现有个有意思的叙述：“至(光绪)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即1900年6月22日)，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很显然，这个有点小聪明的王道士这是想神化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不过，他到底是如何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上一直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逐渐被很多人所接受，具体细节是这样的：

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后，把它做了香堂，还请了个当地的读书人杨先生一起来接待香客，抄写道经之类。杨先生爱抽旱烟，每回都用根芨芨草点烟，然后随手把草插到身后的墙壁上。且每次抽完，还顺手在墙上磕磕烟锅。有一天，这位杨先生点完烟把草插到墙缝里没插到底儿，觉得不大对，然后仔细用烟锅敲墙壁，发现声音是空的。杨先生就把这个奇怪现象告诉了王道士。夜深人静时，杨先生和王道士二人悄悄来到壁画前，把墙壁这么一扒开。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而王道士虽没什么文化，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值钱的宝库。他不知道的是，他一生的命运也将随着藏经洞的发现而改变。王道士向当地知县报告了发现藏经洞这件事，并送去了一些藏经洞的文物。知县命其就地封存，而后报告给了当时的甘肃学政，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但当时正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日子，清朝摇摇欲坠，官场腐败成风，没有人顾得上这种事情。

斯坦因的贪婪

斯坦因，1863年生人，祖籍匈牙利，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1900年开始，先后进行四次中亚探险，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第一个将敦煌藏经洞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这个斯坦因。1900年—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和田，尼雅遗址盗掘了大量的汉晋简牍文物。1906年4月，他第二次进入中国，这次的中国之行，竟使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

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人：蒋孝琬。湖南人，生年不详，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雇佣充当秘书，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掠取中国文物。

斯坦因和蒋师爷到了莫高窟时，王道士出门化缘去了。无奈的斯坦因在敦煌足足等了两个月之久。5月22日上午，他终于见到了王道士。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随后他让蒋师爷悄悄试探王道士对藏经洞里东西的态度，并许诺有意为莫高窟捐献一笔款项。这个承诺让王道士有点动心，有了钱，他就可以整修更多的洞窟。不过即便如此，王道士还是没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斯坦因耍了个花招，用欺骗手段，最终进入了藏经洞。

在参观莫高窟的过程中，斯坦因得知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随口就附和说自己是玄奘的追随者，谎称自己是沿着玄奘走过的路线来到莫高窟的，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很灵。1907年5月23日，一个炎热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琬三人一起进入藏经洞。随后，斯坦因开始挑选洞内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日，整整六天时间，斯坦因把藏经洞里的所有文物选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写本和画卷。在这期间，王道士提出了捐款的事，狡猾的斯坦因没有立即答应，他要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全部看完，才能视情况而定。

三次秘密交易

斯坦因后来写了本书，他这样描述自己在藏经洞里的所见：“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下两个人。”根据斯坦因的描述进行推算，藏经洞的容积大约是19立方米。满满的堆的全是历代各种经卷文书画卷，有四五万卷左右。这些藏书不全是抄写的经书，其内容广泛得难以想象：涉及各种宗教经典，儒家经典，文学作品，戏曲剧本，绘画书法，声韵资料，乐谱，古乐舞资料，天文历法，算学，医学，酿造，冶炼，锻造，印刷，教育，农业，水利，体育竞技等等。

斯坦因弄走的藏经洞文物后来绝大部分藏在大英博物馆。现在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文物，仅从文字来说，有汉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佉(qu)卢文，梵文等，对于研究这些古老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文献内容几乎涉猎了各个领域：天文地理，医学穴位图，军事文书，世道小说，舞谱曲谱，算经，字帖，周易占卜，地契，卖身契，甚至还有当地学郎的习字画稿。

斯坦因是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学者，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详细勘察藏经洞的人。可斯坦因和王道士这么明目张胆地把几万卷书搬来搬去，又对藏经洞地面进行挖掘，当地政府却一点也没觉察。斯坦因在把藏经洞的所有文物全部挑选了一遍后，曾想用2000两银子弄走藏经洞里所有的东西，但王道士没答应。经过讨价还价，王道士允许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走之前挑选出来的画卷和写卷文书，再加上55捆典籍写卷。这就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间的第一次交易。

斯坦因在后来的回忆中这么评价这次交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觉得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而按照王道士的话来说：“除了我们三人，不能有任何人知道我们做成的这笔交易，不能把这项交易透露给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王道士自觉做了亏心事，为了观察交易是否走漏了风声，5月31日他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化缘。他在敦煌城游荡了一个星期后又壮着胆子回来。6月6日，他与斯坦因进行了第二次交易。这次交易也是白天偷偷地挑选，半夜由蒋师爷一捆捆地拎到斯坦因的帐篷里。

6月7日，斯坦因开始打包装箱。他担心这批文物夜长梦多，所以准备尽快离开敦煌。1907年6月12日，斯坦因离开敦煌，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寄存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随后前往南部的榆林窟和小千佛洞，梦想能再找到一个藏经洞什么的。此时敦煌爆发了农民起义，9月26日斯坦因回到安西并待了12天。这12天里，他和王道士进行了第三次秘密交易。这是贪婪的斯坦因在返回英国前捞的最后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这次交易，斯坦因没有亲自去，而是由他的得力秘书——蒋师爷一手操办。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蒋师爷从藏经洞里又拎出了230个捆子，总数近3000卷的文书。1907年10月8日，斯坦因的驼队离开甘肃。至此，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向世界流失。斯坦因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英国，当这些文物在英国一露面，立刻轰动了世界。同时，王道士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夺者。

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伯希和，1878年出生于巴黎，著名汉学家，法兰西远东学院汉学教授。此人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在北京收购了大量中国古籍文物。他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到了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又去敦煌县城化缘了。伯希和随即赶往敦煌县城找到王道士。王道士答应伯希和可以进入藏经洞，但让他先行返回，自己随后即到。有了和斯坦因打交道的经验，此时的王道士显得从容不迫，甚至这次王道士的狡黠得到了一次很充分的发挥。他回到莫高窟后，却告诉伯希和藏经洞的钥匙忘在敦煌县城了，得让人去取。无奈之下，伯希和只好继续等。这期间，王道士告诉他，斯坦因曾花过大价钱买走文书，还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钱。王道士这种暗示性的话，让伯希和自然是高兴得心花怒放。这一年的3月3日，伯希和如愿进入了藏经洞。他是个汉学家。所以他选出来的东西价值最高。他以每小时100卷，每天1000卷的速度过目，足足有三个星期蜷伏在藏经洞里，共浏览了15000-20000卷子，挑出来几千卷精华。

伯希和白天挑选卷子，晚上便把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藏在衣服里偷偷带回营地。1908年3月26日，他的挑选工作结束，付给了王道士500两银子，换走了数千件挑选出来的文书画卷。1908年10月间，伯希和到达北京，随即把绝大部分敦煌文物偷偷运往法国巴黎。同时伯希和留下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献，在对人炫耀的时候，引起了中国一些学界人士的注意。至此，敦煌藏经洞文献流失的事情才在中国学术界公开。

王道士的罪孽

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剩余藏经洞文物运往京师图书馆。当时的相关文件数字显示是：十八箱。这十八箱文物，也仅仅才8000多卷。且就是这剩下的八千卷，在最后运往京城的路上也是边走边丢，每到一地都要遭受当地官员雁过拔毛式的掠夺。这就有一个问题，藏经洞的藏品大约有四万多件，斯坦因拿走的有万卷左右，而伯希和拿走了大约6000件。但最后运到京师图书馆的却只有八千多卷了。这里似乎存在着至少一两万卷左右的缺口。这么多文书跑哪儿了？

伯希和离开敦煌后，王道士见奇货可居，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私藏经卷文书。但具体数目不详，只知不停地有外国人为了这些宝藏纷至沓来，找到王道士，而王道士也能不断地拎出一捆捆的文书。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500余卷文书。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里用500两银子弄走570卷文书。1914年至1915年，俄国鄂登堡探险队剥走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一些塑像。其拿走的藏经洞遗存文书具体数目不详。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此人堪称不折不扣的强盗。得到藏经洞文书三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胶布沾走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华尔纳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方式极其无知、愚蠢、拙劣、粗暴，导致珍贵的千年壁画受到了永久性的摧残。

而目前世界馆藏敦煌文物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英国人斯坦因两次掠走文物过万件；英藏文物编号已达11604号；法国人伯希和掠走敦煌文书约6000件；日本人掠走敦煌文书约500余卷；俄国人鄂登堡掠走文献不详，俄藏编号已达18943号。至此，藏经洞足足四万多卷的古代文献大部分被劫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

回头再看王道士，无论怎么说，他都是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罪人，是他发现并愚蠢地贱卖了那些珍贵的文化瑰宝。而事实上，王道士的一生过得相当清苦，他从外国人手里换来的那些钱全用来整修石窟和造像，发展香火。除了清理淤沙外，他把历代珍贵的残破造像毁掉，而重新造出廉价的塑像。王道士至死都在忠贞不渝地执行着他那虔诚的破坏工作。他临死前的日子并不太好过：随着敦煌文物流失事件的逐渐公开，年近八旬的王道士整日提心吊胆，晚年的他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来躲避惩罚。1931年，年过八十的王道士悄然离开人世。

3. 烟雨江湖敦煌莫高窟任务攻略？

1.进入游戏后从莫高窟王道士这里领取到日常任务，任务的内容是清理千佛窟北侧甬道的沙子。

2前往莫高窟场景的9.18坐标点位置后选择【清扫】选项。

3这时会发现内部有密洞，选择【一探究竟】选项，这样就能用内力震出密洞的缺口来。

4前往莫高窟场景的3.19坐标点位置找到珈蓝奴图进行临摹，角色的丹青技能达到195级才能进行临摹，丹青技能达到200级临摹获得珈蓝奴图，就完成任务了。

4. 历史上有哪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呢？

周总理人生的最后两年半。

1972年5月12日，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他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

七天后，即1972年5月18日，周总理被确诊患膀胱癌。

膀胱癌，即使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说也并不可怕，根据统计，在患膀胱癌的病人中，如果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生存五年的几率为2/3，即使是生存10年，20年的也大有人在。

此时周总理已经患有心脏病，医生给总理提出的最保守的治疗意见是：多喝水，一天起码要喝十杯水。但是就这么简单的办法，在周总理这里也行不通。

因为喝水就要上洗手间，如果多次上洗手间，总理不仅觉得占用时间，也觉得在外交场合是不礼貌的行为。总理会见客人、批阅文件、主持会议，往往一坐就要半天时间。

1972年8月，医生们终于“成功”地劝说周总理去北京玉泉山休养，结果他们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即使在玉泉山的五天里，总理还是主持了五个重要会议，会见了好几个外国客人。

到了1973年1月，总理的膀胱癌发生恶化，开始大量尿血，此时他又已经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

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的当家人，周总理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何况在特殊年代的一片混乱中，又多出了许多需要他解决、协调的问题，他即使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工作24小时，也忙不完呀！

总理的医生和卫士们都慌了，只有总理自己却十分冷静，让张医生不要声张。

总理是一个对事物掌握极其细致的人，他当然能察觉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更早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他却极力回避自己的病情，只是一味地工作、工作。

原来他是在用有限的生命争时间，抢时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死神赛跑，只要他能多管一天事，就能解决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

到了1973年3月，实在拖不下去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只好去找了叶剑英元帅。

叶帅闻讯大吃一惊，愣了许久说不出话来，他也没有意识到总理的情况有这么严重。在叶帅向毛主席汇报总理病情之后，总理住进了玉泉山医院。

周总理和叶帅

在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周总理的医疗专家组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这时，如果总理真的能够按照医生的要求多休息，多注意营养，可能他的病情依然会好转起来的。但是，但总理放不下心头一件的大事：

要让尽可能多的老同志们尽快回到岗位，恢复已经瘫痪多时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并且，要让他们能够顺顺利利地履行职责。

对于医生的苦苦“哀求”，总理无奈地说：“你们先不要急，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周总理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可是谁都知道，总理的“忙”是忙不完的。1973年8月，总理又回到了西花厅，结果到了1973年10月，他的病情再一次恶化了，但一直拖到了1974年初才进行了第二次电灼烧手术。

随后，总理经历了出院--入院--出院的循环，每次入院做完手术，他都被堆积如山的事务给硬生生拉出了医院，同时，他还要协助毛主席筹备把国家拉回正常轨道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75年1月13日，周总理强忍着病痛参加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全国性的会议，并做政府工作报告。

此时，周总理的体重已经骤减至80多斤，他身上本来合体的灰色中山装，现在已显得十分宽大。

这次的政府工作经过小平同志的精简，已经压缩为5000多字，但报告还是持续了30分钟，报告快结束时，周总理的手开始颤抖，但他依然坚持在讲台做完报告。

周总理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

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满怀信心地说：

“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1975年1月到5月，总理还坚持主持了20多次重大会议，从7月开始，又努力帮助小平同志开展工作，他勉励小平同志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一年2月11日是农历春节，周总理突然想起已93岁的马寅初先生，不知马老现在情况怎样？于是就派吴阶平、卞志强两位大夫去马老家看望，并转达总理向马老的慰问。

二位走后才半小时，又从总理那里给马老打来电话，说总理听了他们的汇报，问得很详细，当问到马老吃什么药时，两位大夫没能回答上来，他们只有打电话再问清楚。

听了家人的述说，马老的眼睛潮湿了。半晌，他才喃喃地说道：“周总理无私啊！”

1975年5月，周总理在散步时突然对医护人员说：“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不禁哑然，但很快强作笑容，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总理一开始和他们一起笑了一阵，随即严肃地说：

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那一刻，所有的医生护士全哭了。

1975年6月，总理又强撑着病体参加了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沉痛地贺龙元帅夫人薛明说：“是我没有保护好他啊！”

周总理和贺老总

8月24日，病重的周总理突然要工作人员陪他去北海公园。他凝视着碧波荡漾的湖水久久不语，突然对身边人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啊……”

9月7日，周总理在病房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维尔德茨，这是他最后一次外事会见，他泰然自若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现已收到了。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片面毅力为搬运的自然法则。”

9月28日，周总理在病床上接见了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他说：

“我很想念新疆人民，可是已经不能再去新疆亲眼看看了。请你们多带些照片回来，以便让我看到今日的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随着病情加重，总理忍受的痛苦也越来越大。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不得不先后止痛针。但是没多久止痛针也没用了。

有时疼痛难忍，他总是浑身颤抖，豆大的汗珠从脸颊往下淌，但他却总是以超人般的意志力挺着。

因为他知道，如果像其他癌症晚期病人那样大喊大叫，会使医务人员很犯难。

1976年1月，周总理病危，此时陪伴在总理身边的叶帅特地让医护人员拿来纸和笔，以便如果总理有什么未了心愿，可以第一时间记录下来。但直到临终那一刻总理都没留下一句话。

周总理去了，他的骨灰也洒在了祖国的山河大地上，这是因为他想要自己的骨灰能够变成肥料，为人民尽最后一点力，他一生服务了六亿中国人，唯独没有自己。

在最后岁月里，他依然工作不止，还对默默垂泪的工作人员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的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又是一年一月八，总理千古！

5. 王圆箓把敦煌的文物卖给斯坦因？

去过三次敦煌莫高窟，除了折服于精美的壁画和绝伦的泥塑之外，就是听讲解员控诉王道士的罪行，都快听出茧子了。

王圆箓把大量的敦煌文物卖给外国人，导致这些珍宝至今都流失海外无法回归，这便是他最大的一条罪状了。但如题主所问，王道士肯定没有这个保护文物的意识，他一道士也没有义务保护这些佛教文物啊。虽然文物的流逝让国人很不爽很遗憾，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卖到海外的文物，基本上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这就是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更何况敦煌位于古丝绸之路上，各种文明在这里汇聚，碰撞之后互相吸收融合。前秦时代开始在这里修筑莫高窟，让来自各国的能工巧匠有了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于是在这里留下了印度的风格，波斯的印记，当然还有我们中华的智慧。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在这里交融，一直持续了几千年，所以从它修建之初起，敦煌就不单单属于某一个国家，它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嘉靖皇帝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关闭了嘉峪关的城门，把敦煌遗弃在明朝统治区域之外。无数的珍宝被风沙掩埋，直到百年后一个道士的一次意外才重见天日。很久以来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些珍宝有什么大的价值，反而是斯坦因，伯希和这些“强盗”才真正了解这些珍宝的伟大。珍宝从这里一车一车拉向西方，拉向日本，也让敦煌再次的轰动世界。

敦煌的珍宝在这些“强盗”手里得到了保护，他们的研究也让敦煌从一个不起眼的地名变成一个蕴藏无数知识的学科名。敦煌给外国人带来了持续不断的震惊与惊喜，终于惊醒了我们，让我们加强了对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各种保护措施被不断的应用于这里，各类关于敦煌的研究成果见著于国内外的各种书刊上。

所以我觉得敦煌一直是全人类的，从它的兴建，到他的发扬，是全世界一起努力的结果。那些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珍宝，不断受到外国人的赞叹，吸引着更多的人去研究去钻研，这样的盛况，难道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