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赤塔事件，60万日本关东军被苏联抓走后？

青岩来答。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的主人公小熊谦二就是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一。今天我们就以小熊谦二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展示一下：60万日本关东军在西伯利亚劳动营，到底遭受到苏联方面怎样的对待？

日军学生兵

用谦二的话说：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像他这样的一般普通人，大都处于这种状态。

1944年11月20日，刚刚年满19岁的小熊谦二就被日本陆军征召，以二等兵的身份加入了牡丹江电信第十七联队。在军队驻扎地，军官与士官可以分到独立的房间，而剩下的士兵则会在“内务班”单位过集体生活。军官和士官会随时检查士兵的个人物品、信件，除了在厕所内，新兵根本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谦二所属的电信第十七联队，有五个“内务班”，总计有一百五十名新兵。精锐部队大部分被调往太平洋战场，此时的关东军只剩下一副骨架而已。负责训练新兵的任务，大都由老兵完成。“内务班”的生活，从听到起床号开始，接着穿衣、点名、用餐、训练、打扫卫生、就寝等都有一定的规定，只要动作迟钝、枪械保养不好，或者是老兵心情不好，新兵就会立刻遭到殴打。在谦二的记忆中，没有一天不挨打。每一天的区别，就只有挨了几次之分。挨了打的新兵是不能有任何反抗意识的，一旦被视为“反抗上级命令者”，就会成为军队中的“万年一等兵”，永无任何升迁的希望。

日本军队就像一种“公务机关”，上头交代编成部队，命令驻扎于此，便依令做成文件，如果没有命令，就啥都不做。说穿了，新兵训练如果不依照命令动作就会挨打，既没有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们思考。这种状态下如果敌人进攻，该如何应对，我们自然从未想过。

小熊谦二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调集了150万兵力，5500辆坦克，3400架飞机，向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相对于此，关东军只有约70万兵力，坦克飞机总计不超过三百。苏联红军的行动完全出乎了日军的意料之外，因此前线部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战斗措施。

谦二所在的部队是在8月9日夜里被值班军官叫醒的，全员在兵营前列队后，大家被要求把所有通讯装备、食品补给运抵安宁车站。8月10日，谦二的部队搭乘火车，到达了牡丹江车站。在牡丹江市区大概有六万多日本侨民居住，有许多人带着家眷希望在此搭乘火车，回国避难。但日本军方却完全没有安排侨民避难的想法，至少谦二乘坐的火车没有搭载任何侨民。（事实上当苏军发动突袭后，关东军就已经放弃了保护日本侨民的想法。）

8月15日，谦二等人搭乘的火车奉命到达了哈尔滨，但此时日本天皇投降的消息也已经传开。当谦二听到通知时，并不觉得日本战败关自己什么事，反而为自己不久就能见到家人而高兴。但这种心情是不能表现出来的，只能沉默着，他估计车厢内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沈阳战俘营生活。

当被正式告知日本投降后，谦二部队奉命上交了所有武器，但部队搭乘的军列还在走走停停的向沈阳进发。9月20日，包含谦二在内的所有日军俘虏全部被苏军重新编组，每一千人被编成了一个大队。此时，日军俘虏还全部沉浸在回国的喜悦当中，在被押送西伯利亚劳动营之前，士兵们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原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早在七月底就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驻扎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当作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动服务。）

经过一个星期的监禁生活后，俘虏营中的日军士兵全部按编组，搭乘火车向西伯利亚进发。在集中营内由于不会补充新兵，像谦二这种新兵，就会成为“万年新兵”，永远遭人任意使唤，食物配给也会被人压榨。所以最下层的日军新兵在西伯利亚死亡率非常高。不过谦二很幸运，他在登车前染上了痢疾，被原部队如敝履般扔给了奉天第五十二大队。奉天第五十二大队全部是由体力不好的脱队士兵与日本侨民组成，军队里面上级压榨下级的习惯对于他们根本行不通，像谦二这种十八九岁的娃娃兵甚至还能得到一些侨民的特殊照顾。

艰难的旅途。

9月25日，谦二他们在沈阳北的皇姑屯火车站，搭乘了一列向北行驶的火车。就算此时，他们还在憧憬着能够在海参崴坐船，返回自己的家乡。

俘虏乘坐的货车车厢以木板隔成上下两层，每节车厢约有100人。货车屋顶上另外有木板钉成的走廊，担任监视任务的苏联士兵就在上面巡逻。俘虏的火车上没有厕所，每当需要方便时，就在火车地板的缝隙处解决。至于食物，在搭乘火车时每人领到了两公斤黑面包，一开始因为太酸，没人愿意吃。不过到了后来肚子太饿了，俘虏们也终于吃起了黑面包。铁路线上运送俘虏的火车，非常拥挤。每当前方塞车时，后方的列车就会停靠在临时车站内，补充煤炭与水。当火车临时停车时，俘虏就可以下车取水或用随身物品与当地百姓换取可以立即食用豆沙包或煮玉米。

10月10日，谦二的部队乘驳船渡过黑龙江，进入了苏联领土。从此时起，警备开始格外森严，俘虏除了下车打水外，一概禁止离开车厢。不过，乘坐的苏联火车都会配有炊事车厢，每天三顿苏军都会向日军俘虏们提供热粥。

日本战败后，苏联共带走日本士兵、满洲铁路职员、伪满洲国军警等等，总计64万余人。其中分散于西伯利亚地区的有47.2万人，外蒙古1.3万人，中亚地区6.5万人，西欧地区2.5万人，由于所在地域不同，俘虏们亲身遭遇也会有所不同。

1945年10月28日，谦二所在的部队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终点，西伯利亚联邦的首府赤塔。谦二等人被分配给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管辖，战俘到达劳动营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维修自己居住的营房。由于周遭都是严寒荒野，俘虏们又没有得到充足的食物，所以战俘在一开始的时间里过的十分艰辛。当二十多天的整备工作完成后，日军劳动营就开始正式工作了。每天早晨苏军管理员会将当地各种企业团体的劳动力需求汇总到一起，直接交代给负责分发工作的日军大队本部，然后在层层分发给各个中队、小队、分队。分队长再从二十名左右的队员中，抽调人手完成每天的工作。而当地企业会根据俘虏们的劳动强度计算薪资，支付给劳动营。当劳动营将俘虏的餐费、杂费、取暖费扣除后，就会将剩下的薪水下发给俘虏们。不过劳动营扣除的费用比较高，绝大部分俘虏是得不到薪水的。

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分区第二分所共有两幢苏式木楼，在其中一幢比较小的建筑内，驻有劳动大队本部、厨房、医务室、食堂、苏军办公室等等机关。（苏军会遵守《海牙第四公约》，劳动营内的日本军官不仅可以免除体力劳动，反而还能得到特殊待遇。）而普通士兵居住的木楼，则更像是存储杂物的巨大仓库。谦二入驻的宿舍，建有底上三层的大通铺，每个人大概只能分到50公分左右的空间，即使肩并肩也难以容身，所以俘虏们都会头脚交错着睡下。西伯利亚的晚上，温度会降到零下40多度，宿舍内虽有一个小火炉，但因缺乏燃料，所以取暖效果非常有限。至于寝具就只有自己携带一条旧军毯，每当感到寒冷时，就和旁边的同伴紧紧靠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

在到达劳动营的前两月，谦二吃到的食物几乎都是由水和高粱、小米、大米、玉米等煮成的苏式麦片粥。麦片粥都是由日军俘虏组成的炊事班自行煮制，然后大家拿着各自的饭盒去食堂领饭。由于苏联方面并没有给俘虏提供餐具，所以饭盒就成为俘虏们活命的基础。日军配发的饭盒既有单层的、也有双层的，两者容量多少会有差异。每当分配食物时，俘虏们都会瞪大眼睛盯着，所以在餐厅之中纷争总是最多的。

日军俘虏在劳动

随着寒冬的来临，赤塔发电厂的取水渠经常会被冻结。而劳动营接到的第一个正式任务就是帮电厂挖掘沟渠，清理碎冰。像谦二这种没有技术的三百多名俘虏，就只能一直在户外进行作业。然而高强度的劳动，与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许多俘虏变得尿频甚至拉肚子。由于苏联没有屋内建厕所的习惯，俘虏就只能去零下40多度的户外解决。情况最糟糕时，有许多人会出现小便失禁的情况，所以住在下铺的人经常会被上铺漏下来的尿液惊醒。在这种情况下，战俘们开始出现病亡的情况。反观日籍军官的情况则要好很多，他们一般不会出屋，即便外出劳动，也只是负责监工，生活还算轻松。

到了1946年3月，随着冬季过去，挖水渠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虏们中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礼遇，开始转而担任电工、木匠、瓦匠、理发师等工作。担任技术工种能够得到较高的薪水，所以这些人能够有机会到附近集市购物。而没有技术的俘虏，也会得到去田地帮工、到森林伐木等工作。还有一部分俘虏分到了为稻米去壳，研磨精米的任务。而这些俘虏在努力完成工作之余，对出品率做了一些手脚，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家都能填饱肚子。

气温回升后，由于俘虏们没有换洗的内衣，有许多人生了臭虫与虱子。苏联方面还特意组织俘虏们洗了一次热水澡，而衣物也被开水煮沸了一次，去除了虫害。俘虏早晚食用的麦片粥也被逐渐加入了咸鱼与美制的牛肉罐头。

苏联军官与孩子们

据谦二回忆：苏联军官与士兵对于日军俘虏一般不会随意进行体罚。假如俘虏在工作当中被当地人欺辱，还可以到自己所属的长官那里进行抗辩。从这点看，谦二甚至觉得苏联军官要比日本军官更好一些。

到了6月份，劳动营内的宿舍也通过俘虏们的劳动得到扩建。三层通铺改为了两层，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善，谦二所在的劳动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死者。

秋天开始以后，劳动营里开始推行民主化进程，下午六点吃过晚餐后，俘虏们可以自由支配余下的时间。无论是玩围棋还是打花牌，都不会有人来干涉。

到了第二年冬天也就是1946年12月起，只要早晨的气温低于零下35度，劳动营就会取消当日的户外作业。

生活脱离最糟糕的状态后，大家开始在夜间举行各种文化活动。比如让曾担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的士兵讲解农业知识，开设俄语初级讲座，苏军甚至允许劳动营自行刊印《日本新闻》报。到了1947年年初，在苏联方面的干涉下，劳动营中的军官体系被破坏。所有的军官都开始与士兵一起参加劳动，劳动营中真正实现了待遇平等。到春天开始后，苏联方面又开始准许俘虏们写明信片回日本，虽然明信片会遭到仔细检查，虽然寄达的成功率不足一半，但俘虏们对于能够收到家人的回信还是充满期望。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谦二已经在劳动营生活了三年。1948年7月下旬，苏军发布的第三批回国名单中，终于出现了谦二的名字。

谦二归国的行囊准备的相当简单，他对于自己能够回国，内心非常喜悦。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切也都不在留恋。只有那事关生存的饭盒，一直被谦二紧紧的抓在手中。

据战后资料披露：小熊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共有日籍劳动人员500人，死亡约有45人，占收容总人数的9%。而苏联一共拘留了日籍劳动人员64万，在此期间死亡人数约有6万，占总收容人数的9.3%左右。从这一角度看，其他劳动营的总体情况应该与小熊谦二所在的劳动营差距不大。

日籍战俘为什么会在西伯利亚劳动营中出现病亡的情况？

第一条，苏联方面对于接收战俘一事，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由于苏军俘获日军战俘高达64万人，而他们将要前往的西伯利亚劳动营，自古以来又是人烟稀少的苦寒之地苏联方面虽然为日军战俘预留了住宿所需的建筑，但这些建筑明显没有经过整修。西伯利亚的严寒中，战俘们没有足够的燃料、食物、被褥等生活必须品，体质稍差的人，自然难以挺过第一个冬天。

第二条，苏联方面并没有认识到西伯利亚的严寒会让这么多的日军俘虏因此丧命。

在日军战俘到达劳动营后，苏军曾经为他们配发了日军制式的防寒衣物与防寒靴。但这些防寒装备在西伯利亚的严寒中，根本不够保暖。无论棉衣、棉裤、军鞋、帽子，日军的冬季军服跟苏军装备相比，防寒效果都要相差不少。令人挠头的是，苏联方面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第一年的户外作业中，有大批的日军战俘出现严重冻伤。在缺医少药的西伯利亚，严重冻伤足以让许多俘虏丧命。

第三条，在军官、士官、老兵的压榨下，新兵在第一年的阵亡率非常高。

在西伯利亚劳动营中，苏联政府奉行战俘之间的自我管理。如果是依照原部队编成进入劳动营的部队，劳动分配与粮食分配的权利全部掌握在旧时军官手中，下级士兵特别是新兵在承担最大的劳动强度时，却只能分到很少的食物。新兵阵亡率居高不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小熊谦二的亲身经历看，苏联方面最起码并没有刻意的虐待日军战俘。日军战俘在劳动营的生活水平，明显呈现出一道从低到到高的曲线。其实这与苏联国内的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时，苏联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西部工业区与乌克兰产粮区因德军占领后采取焦土政策而受损严重，所以经济情况也处于极度窘迫之中。再加上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900多万红军战士，他们家中的父母、妻儿也急需国家提供救济补助。这又让本已不堪重负的苏联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在西伯利亚有许多家庭，完全是家徒四壁，房内没有任何家具，大人小孩没有换洗的衣服。在隆冬季节，只能睡到泥土地面依靠壁炉中的柴火，挨过冬天。与他们相比，日军战俘可能还会更加幸福一些。到了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苏联财政困难稍有缓解，日军战俘的各项生活指标就即刻得到改善，死亡率更是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我们不妨做一番比较，大家就能对苏联方面的努力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在二战当中，德军共俘虏苏军士兵570万，应在前线遭虐杀或因在战俘营中服劳役而身亡者约300万，死亡率高达5成。另一方面，遭苏军俘虏的德军士兵约330万人，其中因服劳役死亡约100万，死亡率高达3成。而在战争期间，日军更是不把《日内瓦公约》放在眼中，在各个战场烧杀抢掠，被随意处决的战俘更是难以计数。

我的观点就是，苏联方面在管理日军战俘方面虽然有许多有欠妥当的地方，但本质上并有对日军战俘进行刻意虐待。这一点应该得到大家的承认。

2. 如果日军及时出现在苏联北部？

苏联北部是北冰洋，这是想说日军北上进攻苏联吧，二战里日军是否北上，对莫斯科战役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一度试图趁火打劫，北上攻击苏联远东地区。然而让日本大失所望的是，虽然苏军抽调了远东军区部分部队到苏德战场，但是随即大量的新部队成立，在远东的苏军数量不减反增。1941年6月22日时，远东苏军不过70万人，而到了12月1日，远东苏军已经激增到了134万。虽然这些部队里不少是新兵，战斗力并不强，但是这么庞大的部队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关东军的数量，而且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防御日军攻击问题不大。

而且对日本来说一个大麻烦是虽然增兵东北容易，但是维持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于日本后勤来说过于困难。日本由于工业底子薄弱，所以汽车的产量在列强里算低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后勤保障能力的局限性。

在诺门坎战役中，战场距离日军23师团后方基地海拉尔不过230公里，前线日军和伪满军不过4万多人，然而即使关东军出动了直属的汽车队协助运输，还是无法满足前线的需要，在七月攻势时，日军的82门师属火炮总共储备了3万发炮弹。然而对面苏军虽然补给点距离前线足有600公里，是日军的两倍，但是囤积的炮弹数量却达到了60万发，战争期间又运送上来了18000吨炮弹。诺门坎战役期间苏军的火炮完全压倒了日军。

诺门坎战役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日军维持4万军队的作战就如此吃力，将规模扩大到70万的时候，后勤就完全是灾难了。所以关东军参谋部在制订计划时，干脆将补给寄希望于苏军会闻风而撤，日军夺取遗留的物资以便继续进攻。这一计划后来牟田口廉也在缅甸照抄了一把，结果就是英帕尔大溃败，日军大败而回。

而且德国和日本之间并无战略配合，因此德国对苏联宣战前并未通知日本，等战争爆发以后留给日军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一旦过了十月，西伯利亚地区的寒冷根本不适合作战。实际上上在更南边的诺门坎，日军在9月就已经觉得难以在野外作战了。如果战线继续向北推，日军要在10月以后继续作战基本是天方夜谭。而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0月之间不过短短3、4个月时间，日本要完成几十万军队的集结和物资调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日本不顾后果强行发动进攻，那么只有百来万人口的远东和莫斯科哪个更重要对于苏联来说不言而喻，必要时肯定会优先抽调部队去支援莫斯科，大不了把铁路一扒，撤到赤塔，面对茫茫雪海日军也别想爬过来。所以还是不会对莫斯科战役产生什么影响。

日本唯一能做的，是封锁美国到苏联的太平洋航线，减少苏联获得的美国援助，不过这依然对于莫斯科战役来说影响不大，因为41年美国提供的援助很有限。

所以日军真的北上对苏宣战，也无法对莫斯科战役有任何影响。

从赤塔到前线，距离远比从海拉尔出发的日军远，然而事实上缺乏补给的是日军

苏军展示在诺门坎的缴获

西伯利亚的冬天寒冷无比，加上地广人稀，所有补给都需要从后方运来，一旦出现补给问题，下场比热带雨林里的日军更加惨

3. 为什么溥仪在清朝当时没被杀死？

身为皇帝却没有掌握过一天国家政权；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中却未发挥关键的作用；他是亡国之君和叛国罪人，最后成了新中国改恶从善的典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无疑是失败者，但他的每一步失败都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人民的解放，而他最终也成了自豪的中国人民中的一员。

溥仪这个人很厉害，特别会适应周围的环境。你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你让他下台，他就乖乖的当良民，连满洲话都说不会。无论哪方势力来找他，他都不会给人吃闭门羹。

至于溥仪为什么没有被杀，原因很简单：无大志、无能力、无实权。一个没有政敌的人，天天处在深宫 保镖守卫，自然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一点从他的个人生平也能看出来！

1906年，溥仪出生于北京。他是中国帝制时期的最后一位皇帝，一生跌宕起，经历了三个时代。

第一次退位

1908年，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成为慈禧太后生前指认的接班人，成为清朝入关后的整整第十个皇帝。当时年仅2岁，由载沣执政，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以溥仪退位作为交换条件，将自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

第二次退位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溥仪第二次登基，但是这次复辟闹剧仅仅持续了12天，以溥仪第二次颁布退位诏书结束。

第三次退位

溥仪在紫禁城的美好生活在1924年戛然而止。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然后废除清帝尊号，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1925年溥仪秘密来到天津，住在日本租界的张园。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日本控制了中国东北。这一年的11月溥仪前往东北，和日本进行了合作，在1932年的3月9号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不久后出任伪满洲国皇帝。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溥仪第三次发表“退位诏书”，接着准备逃亡日本但是被苏联军队抓获，苏联将他关押在赤塔和伯力。

新中国时期

1950年，溥仪被移交回中国，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9年溥仪被特赦，他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并且办理了北京户口，成为北京一名市民。

1961年任命，溥仪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洋组专员”。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去世。

后人及妻子评价

李淑贤（溥仪的妻子）：溥仪当过皇帝，而我却是个普通护士，然而我们真诚相爱，无论是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还是我所在的医院，人们都知道溥仪对我特别好。

喻大华（研究清史的专家）：他身为皇帝却没有掌握过一天国家政权；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中却未发挥关键的作用；他是亡国之君和叛国罪人，最后成了新中国改恶从善的典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无疑是失败者，但他的每一步失败都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人民的解放，而他最终也成了自豪的中国人民中的一员。

4. 清政府是如何对待他的家人的？

李鸿章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但他比较尴尬的是汉族背景，所以有中堂之称的李鸿章甚至一辈子没能挤进军机处。这虽然不能否定李鸿章对于清末政局的重要性，但可以反应出满清对于汉族官员的任用上显得非常现实，所以尽管李鸿章毕其一生匡扶大清，在其归天以后，其家人受到的待遇只可谓是中规中矩，并无特殊优厚。但在其家族政治联姻的基础下，后辈也算是人才辈出，社会影响力较大。

李鸿章旁系侄孙

李鸿章有兄弟六人，自己排行老二，所以有李二先生之称。其大哥李翰章早年就拜曾国藩门下，因协同曾国藩进剿太平天国和捻军而累功升迁，特别是同治时期，四年的时间就从税务官爬到湖南巡抚的位置，成为封疆大吏，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去世前，已做到两广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并授太子少保。（左李鸿章、右李翰章）

李翰章共有儿子十一人，其中最有出息的当属次子李经楚，其人才学广博、融通中西、精通政务，是凭本事受到清廷重用，在对外事务的谈判中展现出叔父一样的外交能力。且由于家族的财力雄厚，出资组建了交通银行，于1908年任交通银行首任总理，并通过该银行筹款赎回了京汉铁路，这是其在职期间的最大贡献。相比之下，李翰章的长子李经畲更为老实，自己以才学考取了进士，还名列殿试二甲、朝考一等，后来父亲去世得了二品顶戴的安抚，做了个规规矩矩的闲差京官，一生清廉，后因拒绝日本人拉拢满清遗老的邀请，留得美名于后世。因爱好国粹戏曲，撮合南北各派戏曲名流交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余叔岩与梅兰芳的两大名角合作，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李经畲）

李经畲与李经楚同娶了当时的四川望族薛氏族女，此二女皆为工部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之女，李薛二家的联姻为此二人的政治生涯提供了动力。其中李经楚的妻子薛氏为他生下二子二女，长子李国式曾任中东铁路局上海办事处主任；次子李国武，曾于驻俄海参崴总领事馆主事，后任职于上海造币厂；长女李国筌，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次女李舜如，嫁给驻俄赤塔领事馆主事毕文秉。李翰章的第三子李经滇生下李国瑊，后过继给九弟李经准，这个李国瑊后来任台湾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其二子李家同也从事了教育工作，曾担任国立清华大学代理校长，至今仍在暨南大学职教，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教授。（李鹤章）

李鸿章的三弟为李鹤章，此人也是跟着曾国藩立功扬名，被曾国藩赞为将才，但文武全才的他成为家族避嫌的牺牲品，李鸿章曾以“避嫌不举，殊负其上进之心”，所以李鹤章“以门第鼎盛为由，有功不居，坚辞奖叙，隐归故里”，于光绪六年（1880）去世。虽然李鹤章一生没有做到多大的官，但他的儿子们应该是整个家族混的最好的。（李经羲）

李鹤章一共有4子3女，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子李经羲，在李鸿章去世的同年，他被朝廷升为广西巡抚，后累迁至云贵总督，是清朝最后一位云贵总督。即使是辛亥革命以后，他仍然活跃在政坛，黎元洪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另外，李鹤章的子女也在家族联姻中收获颇丰，其子李经馥娶了曾国藩次子曾纪泽的女儿；其孙李国芝娶了盛宣怀孙女盛毓菊；成为政界、商界强强联合的联姻典范。这种联姻也让李鹤章的后代拥有了不错的发展基础，其直系后人中出了如著名的藏书家李国松、安徽财政司司长李国筠、清末诗人李家煌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首任院长李道增、前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钢琴演奏家李道基。

李鸿章的五弟为李凤章，一生最辉煌之时是对皖南的赈灾，救活灾民数万，又加之平太平天国之功，授二品顶戴。后来得到李鸿章举荐督办洋务，大哥李翰章任两广总督时，二哥李鸿章亦授直隶总督，因此与李鹤章一样，以家门鼎盛低调引退。隐退期间不忘时时救济百姓，1889年黄河决堤时，他自己捐万金赈灾，因此获正一品封典，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慈善家。其子李经祜受朝廷后补京堂封赏，却并未跻身政坛，其孙李家载成为京剧名家，但如果在那个年代，名门出戏子就算是“家门不幸”了。李凤章的女儿则多指配于名门子弟。

“昭庆从军最早，与兵事相始终，勋望与同时诸将相等，所部多以积功至大官，顾以鸿章亲嫌，叙功辙辞不受，治军十余年，大小数百战，未尝列名荐牍”——《清史大臣传》

李鸿章六弟为李昭庆，累擢至记名盐运使，光禄大夫，赠一品封典，这个六弟为官一生两袖清风，素有“穷老六”之称，话说一个家族鼎盛至两位封疆大吏，穷点似乎显得更低调些，与两位哥哥一样，因大哥与二哥的锋芒，选择低调处事，并未做到官至高位。且这个穷老六又是个短命鬼，不到37岁便患病吐血而亡。（李经方）

其膝下长子李经方早年过继给李鸿章，次子早逝。三子李经榘受朝廷抚恤，特封候选知州，候补知府，赏戴花翎，赏给一品封典，1895年诰授光禄大夫，娶了首任英国公使郭嵩焘之女；四子李经叙安排在上海制造局会办，金陵制造局总办，1897年随驻美大臣至美，以二等参赞住驻秘鲁，代办出使大臣事物，娶了翰林院编修许其光之女；四个女儿皆配于四品以上名门子弟。李经叙之子李国源娶了段祺瑞长女段式萱，这段联姻让李昭庆一脉后人在清朝灭亡以后仍然混的风生水起，其后人中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在海外拥有庞大的家族产业，被称为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

李鸿章还有个四弟叫李蕴章，就史书记载，这个四弟是个理财高手，早期随着李鸿章办理军饷、税务，可惜后来患病残废，居家修养再未出山。其膝下七子并没有显赫事迹，但皆受到朝廷候补官衔封赐，八个女儿也都许配各层级官吏，这也是清廷以及李氏家族自身对后人最普遍的安排办法。

李鸿章直系一脉儿孙

李鸿章有三子两女，其中长子李经方是六弟过继而来，李鸿章生前就有意培养此子。早年拖洪汝奎为其寻名师授学，培养其中举入仕，本应于外省候补，李鸿章上下打点，使其留在了北洋衙门，跟着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并为其提供赴英、赴日的外交锻炼机会。特别是李鸿章马关遇刺之后，李经方接过父亲的重任，担任了继续对日谈判的全权大臣。李经方自幼受到西方教育，精通多国语言，在李鸿章赴俄祝贺尼古拉二世即位期间，他一直单独作为李鸿章的中方翻译，并最终与父亲一道带回了联俄抗日的《中俄密约》，随后李经方再与父亲一起访德、访美，这一系列镀金成为李经方日后主事外交的坚实基础。（李经方晚年）

李鸿章是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二十七日去世，李经方自此开始了独立处事的政治生涯，父亲旧僚盛宣怀对其帮助很大，助其对英进行通商谈判，参与沪宁铁路筹建等。后于宣统二年（1911）担任邮传部左侍郎，他以长期的外交经验，将洋人操控的邮政系统从税务司剥离回邮传部，成立了邮政总局，他也成为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李鸿章给李经方铺好了官路，也从思想上禁锢了他，这是传统式家长作风的弊端，马关时的李经方虽代理全权大臣，却每轮谈判条款皆需李鸿章亲阅；东南互保时李经方劝李鸿章佣兵自立，李鸿章却从未听其所言。所以李经方的政治生涯完全笼罩在父亲的光环之下，至晚年时，他成为沉默寡言的政坛清流，无论是辛亥革命、张勋复辟，还是溥仪伪满称帝，他都无动于衷。（李经述、二排正中）

李鸿章的亲长子为李经述，这个亲儿子在出生时就得到父亲非一般的宠爱，他在文学造诣上颇有天赋，可在入仕考试中运气不佳，在中举之后廷试未过，当时的李鸿章红极一时，若非成绩太差，想必也不会为难，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拼爹也不能太过分。来年再考的时候偏偏遇到甲午战争战败，李鸿章的事业坠入谷底，李经述也跟着倒霉，再次落榜。入仕无望的李经述整日在家研究学问，顺带照顾病重的母亲，后来李鸿章年迈，清廷仍需他奔波于内外，才特批李经述陪侍身边，授以三品衔。李鸿章死后，朝廷准其承袭一等侯爵，以四品京堂后补，可他是位大孝子，对于父亲的去世悲痛不已，一年后便撒手人寰。（李经迈，中排左一）

李鸿章三子李经迈与大哥的路线差不多，也是李鸿章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这一点挺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李鸿章正是通过协调中外事务才有了中堂之尊，他对儿子的培养完全是按照这个大环境进行。李鸿章去世后，朝廷恩赏李经迈三品京堂，清中叶以后，对官小任重而另加三品京卿、四品京卿者称京堂，上述所有的恩赏京堂或者候补头衔都是对李氏后人的安置，择才俊者才授以实职差事。李经迈也没有辜负李鸿章的培养，后任出使奥地利大臣，回国后任地方数省按察使，到宣统时还为大清赴国外考察军备，有点李鸿章为官的影子。辛亥革命后下海从商，成为上海滩巨富，后参与张勋复辟失败，退出政治舞台。（李菊藕与一子一女）

李鸿章的小女儿本是其政治联姻的工具，但却造就了一段爱情佳话，也造就出中国近代一位才女——张爱玲。李鸿章将女儿李菊藕嫁给张佩纶时，是以爱才自居，而实际上是借其官场失意时拉拢为自己所用，但张佩纶并未买账，无论李鸿章如何保举，他都辞而不受，但对于李鸿章的女儿却疼爱有加，李鸿章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李鸿章于病逝后一年多，张佩纶也于南京逝世，他遗下一子一女，男孩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女孩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所以张爱玲是李鸿章的亲外孙女。

李经方一生娶了六个中国老婆，两个外国老婆，中国老婆中的原配刘氏为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女，娶妻时朝廷是有诰命的，为李经方生一女嫁给了户部官员；继配夫人张氏为陕西巡抚集馨之女，亦有诰命，为他生下两女皆嫁给地方候补子弟；夫人何氏生下儿子李国熙，英国老婆生下儿子李国焘，法国老婆生下儿子李国烋。李国焘早年在英国康桥读书，学成回国后将李家上海的产业经营的不错；而李国烋是个彻头彻尾的败家子，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最后北伐军打到上海，他逼着李经方交出财产，李经方吓得逃往大连，终其一生。

李经迈则没有那么多妻妾，娶了闽浙总督卞宝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生一独子李国超，李国超有二子二女，儿子李家翔、李家焜；女儿李家馨、李家淑。李经迈是于1938年去世，他儿子李国超将父亲所藏珍贵书籍全部捐给震旦大学，建国后这些书籍分别交付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李国超携一家人于新中国建国前夕去往香港，后又辗转到美国，再未回国。（李国杰）

李经述的儿子有四位，最出名的便是他的长子李国杰，也是正经八百的李鸿章长孙。由于李经述在李鸿章去世一年后就撒手人寰，所以李鸿章的爵位就承袭给长孙李国杰。朝廷对李鸿章家人最大的恩惠也体现在李国杰身上，在李经述去世后，李国杰历任散轶大臣、农工商部左丞、驻比利时国公使，1906年任广州副都统，次年调镶黄旗蒙古副都统，李国杰是有才之士，但要说这些任命没有李鸿章的余荫所至是不可能的。

1910年李国杰出使比利时，把房子卖给了盛宣怀，归来时已是民国。受李鸿章恩戴的袁世凯一方面念及李中堂旧恩，一方面也对李国杰之才学另眼看待，当初让他继续留任比利时，到1914年回国后，派任为参政院参政。1924年后退职回上海，1930年担任李鸿章曾亲自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董事长，但因负债累累，主持出卖招商局码头给美商公司，若非段祺瑞为其上下走动，恐已被国民政府当局法办，最终因此事于1933年4月在上海地方法院以盗卖国家土地罪判处八年徒刑，准以监外执行，剥夺公权十年。后来抗战爆发，李国杰并未认清形势，日本人拉拢满清遗老时，他选择做了汉奸，成为日本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因此1939年2月19日，国民党军统在上海将其暗杀，如果说甲午年“李二先生是汉奸”是爷爷为社稷背锅，那么这一次的孙子李国杰则是坐实了汉奸骂名。

综上，李鸿章的家人在其去世以后算是受到中规中矩的待遇，毕竟满清是以满族旗人为根基的王朝，这一点在宗室爵位上皆可看出，汉人如李鸿章这等重用者完全是凭其才能，或者说宗室衰落下不得不为的结果。所以论其后人的安置，有殊才者重用之，无殊才者授京堂、候补衔，以表安抚。而李鸿章生前的人设对于其族人的帮助更胜于清廷的安抚，如庆亲王奕劻曾对李经迈直言，是看在与李中堂的交情上才时常提醒他的言行，再如盛宣怀一族对李氏家族不离不弃的帮助。所以说清末的为官之道不在于为朝廷做出多大贡献，而在于培植了怎样的官僚圈子，李家出了三位封疆大吏，李鸿章更是尊为中堂，一系列政治联姻、门生故吏的人脉圈子足够其后辈坐享数代。

参考资料：《澹园日记》、《李鸿章家族》、《合肥李氏宗谱》、《合肥县志》、《安徽省志.人物志》

5. 为什么日本会选择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元首？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国力强盛，各种侵略思想也盛极一时。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加紧对中国东北侵略的步伐。其中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向中国扩张的一项重要措施。

1927年上台的田中义一内阁在“田中奏折”中提出：“吾人如被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奏折真实性虽有存疑，但此为日本共识当无疑问。

日本关东军借助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合作，以扩大和发展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田中内阁还强调必须将满洲看做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并声明如果争乱从中国其他地方波及满洲和蒙古时，日本将以武力来保护它在该地的权益。

奉系军阀与日本的分裂，迫使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主持东北易帜后，日本感到自己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受到进一步的威胁，又趁东北兵力空虚之机，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整个东北。

溥仪自述：1924年11月冯玉祥国民军“逼宫”事变，如同一场“旋风”，把他抛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溥仪自己向往的，就是第三条道路。

溥仪1924年被驱出皇宫，经陈宝琛、郑孝胥、庄士敦等策划，到“使馆区”以躲避国民军的可能侵害，结果英国公使拒绝，日本公使接收，其后更进一步落到日本军部势力手中。英日两国不同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国家利益”考虑的不同，日本为了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领土野心”，视末代皇帝为“奇货可居”的想法也由此显露。

对此，当时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楚。《京报》消息，便称“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人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受其牢宠，为将来之机械也”。与历史发展高度吻合。

而溥仪作为无土无权的逊帝，个人利益专以日本为靠山，对傀儡身份祸未切身而难有认识。他20岁生日在日本公使馆举办宴会上演讲犹强称：“余尚有一言郑重声明，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照世界大势，皇帝之不能存在，余亦深知，决不愿冒此危险。”但转过头来，照样对“帝制”痴迷不悟。

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意图与溥仪借助满洲根据地复辟的意图臭味相投。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列强纷争的局面，日本不敢公然宣称并吞东北，只好加紧组织伪政权，溥仪成为其中一个选择。

九一八事变的善后方案有三：一是迫张学良转变排日态度，和日本积极合作；二是从东北的中国人物中选一个堪作代表的，支持他实行东北独立自治，组织一个实行中日亲善的政权；三是把在天津的溥仪弄来做傀儡，“从历史关系来说也讲得下去。”

另一方面，溥仪也以东北为“祖宗发祥之故地”，对东北情有独钟，麾下的郑孝胥、罗振玉等也与日本各方势力素有勾结，郑孝胥多方奔走，“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不能相期有成。

曾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将领的城野宏在战后也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因为：首先，溥仪“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第三，“一般的农民……对由满洲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日本原陆军大臣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佐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等均赞成第三方案，土肥原、板垣均亲自出马与溥仪谈判，与溥仪一拍即合。1932年3月1日，以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成立，将溥仪的满清旧势力、旧东北系人马和日本多年扶植的亲日派人物“融汇一炉”。

从溥仪回忆的细节来看，溥仪在这一事件中是颇为积极主动的，他在与土肥原的会谈中强调“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最后在关东军“如果不接受，就只能看做是敌对的态度”的威胁下，“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并争取到一年后转为帝制的过渡期，后来也顺利成为伪“满洲帝国”的“皇帝”。

伪“满洲国”从1932年维持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期13年，视日本为“亲邦”即父母之国，供奉日本“天照大神”为“建国元神”，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和各部“次长”均由日本人担任，权力凌驾“国务院总理”和“部长”之上。“日本要这个帝制，不过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这块殖民地。皇帝的名义哪里会给我带来什么权力……除了依附在日本关东军的皮靴上，我简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

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溥仪本拟逃往日本，却在奉天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在苏联赤塔、伯力等地关押了5年，于1950年被移交，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直到1959年被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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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看待俄重型武装直升机不慎走火？

兔哥回答：环球网援引“防务博客”网站3月15日报道，俄罗斯一架米-35型武装直升机在进行飞行训练时，机炮不慎意外走火，炮弹击中一幢居民楼，不过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媒体报道，当时的这架米-35型直升机正在位于赤塔市西北5公里处的一处空军基地进行训练飞行任务的维护工作时。在维修机炮过程中，因机炮故障导致意外走火，一枚23毫米口径的炮弹击中一幢公寓楼，不过由于距离较远，炮弹的杀伤力减弱，只是造成居民楼三楼的一处阳台和玻璃窗户被部分损坏。

这是一次的事故，而且是一次比较严重的事故，肯定会引起俄罗斯军方的重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这架肇事的米-35武装直升机是由米-24“雌鹿”（母鹿）武装直升机升级改进而来。米-24武装直升机是俄罗斯（原苏联）第一种武装直升机，采用双发单旋翼结构，属于中型多用途武装直升机范畴。米-24武装直升机不同时现在的专用武装直升机，除了又两个串列的座舱，还有一个能够搭乘8～10人的乘员舱。米-35直升机是根据米-24直升机的改良版本，总体结构变化不大，主要是进行延长寿命，米-35直升并不都是新生产的，米-24直升机进行机体结构翻新延寿后，结构寿命延长4000小时，就变成了米-35直升机。米-35直升机的螺旋旋翼桨叶采用玻璃纤维，发动机采用TBЗ-117BMA发动机。米-24直升机和米-35直升机最容易分辨之处是尾桨，米-24直升机的尾桨为三叶片式，米-35的尾桨为四叶片X式的尾桨，这是两款直升机最容易辨别之处。米-35直升机比米-24直升机重量轻约300公斤。米-35直升机的航程增加到700公里，米-24约600公里，米-35的升限也增加了约600米，低空性能也更加突出。米-35直升机可挂载16杖9M120反坦克导弹，该型导弹具备击穿850毫米厚匀质装甲的能力，米-35也可以挂载轻型防空导弹用来自卫。米-35直升机和米-24的另外一个容易辨别之处是机炮，米-35采用双管23毫米口径机炮，米-24使用四管12.7毫米机枪。

米-35和米-24比，增加了夜战能力，性能有了本质的提高。不过这次走火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俄罗斯军队在装备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俄罗斯军队这两年出的事并不少，虽然这次走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大的损失，但此类走火绝对算是一个大事故，不能因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就降低评判标准。以上是兔哥个人观点，欢迎关注兔哥，欢迎探讨评论！图片来源网络。

7. 苏联是怎么对待日军战俘的？

关于二战后苏联对待日本战俘的问题，有几部日本放送协会（HNK）拍摄的纪录片可以看，在80年代及90年代，HNK电视台先后采访了一些健在的苏联看守以及当年被俘虏的日本老兵，在他们的口中，您可以清晰的听到当年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一幕幕故事。

（图：英姿飒爽的苏联红军）

在原关东军老兵--接受采访时已经73岁的河野太郎做过以下描述：

当关东军投降之后，苏联人便立即接手了处理他们的工作，曾经嚣张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在苏联老毛子面前一个个变成了鹌鹑，任打任骂脸上不敢有丝毫不满，我们这些天皇的子民打心眼惧怕伊万老爷。

苏军没有什么同情心，他们喜欢用各种方式拿日本人取乐，并且故意让日本人出洋相。日本士兵的私人物品凡是有价值都会被他们拿走，如果有人拒绝交出自己的私人物品，换来的将是棍棒和拳脚。许多日军军曹变成苏联人的“走狗”，他们为了得到一点好处，会命令士兵交出自己的全部物品供苏军“挑选”，不管是手表、钢笔还是家族纪念品统统都会被拿走，留给士兵的只有一些破烂，而依附于苏联人的军曹却可以幸免。

（图：西伯利亚日军战俘遣返回国）

最终，这些日军战俘被分配到不同的地区进行劳动改造，少部分被留在当地进行建筑和维修工作，大部分（合计60余万人）被一列列铁皮车辗转带到苦寒的西伯利亚。这简直是“开往地狱的列车”，大量士兵被催促着挤进没有通风窗的车厢，车厢内满是油污，也没有座椅，大家只能人挨人坐在地上，因为过于拥挤的缘故，只要站起来就很难再坐下。

车厢内有两个切割开的汽油桶供大家方便，但大家最初宁肯憋着也不肯使用，因为大家很清楚，那些高大的苏联人不会帮助清理秽物，在这么颠簸的车厢内，一旦装满秽物的汽油桶倒了，到时候“遭殃”的是自己。但最终士兵还是使用了，很快呕吐物和屎尿灌满了两个桶，车厢里本来就不透风，如今更加不堪，而那些离着汽油桶比较近的家伙全都“遭了秧”。

（图：居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哥萨克人）

士兵们逐渐变得不再团结，大家互相找对方的岔子，故意惹怒对方跟对方打架，但是拥挤的车厢内是挥不开拳脚的，往往是无辜人挨上几拳。有些士兵的精神出现问题，他们有些人不停的谩骂，有些人会大声唱歌，有些则哭泣不止，还有一些人时哭时笑，还有一些眼神空洞不知所措。

火车偶尔会在不知道什么地点的地方停住，士兵可以借此机会下车喘气，一旦车厢门被打开，士兵会不顾一切往外冲，就如同逃离地狱一般。每个士兵从内到外都臭烘烘的，如同从地狱出来的饿鬼贪婪的呼吸新鲜空气。负责押送的苏军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人数清点，有些倒霉的家伙被命令清理车厢内的污秽物，而有些更倒霉的家伙则再也站不起来，有些人以割腕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苏联人命令军曹看好自己的士兵，不允许再有人自杀。苏联人才不是可怜我们，而是怕没人替他们干活。

（图：日军战俘收容所）

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来，当地的百姓好像提前收到消息一样，每当列车停靠一个地方，都会有无数当地百姓早早等在那里，只要士兵一下车，他们就会涌上来抢夺士兵仅剩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财物。经过几轮“打劫”，士兵们变成了“穷光蛋”，有些士兵连帽子和靴子都被抢走。而负责押送的苏联人站在一旁看热闹，根本就不加以阻拦。日本士兵更不敢阻拦，只能任由他们抢走最后的一点东西。不过有些士兵依旧创造了奇迹，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躲过了搜查和“抢劫”，到了西伯利亚之后，仍有人可以拿出怀表或其它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用这些物品跟苏联看守换取好处，真不知道这些家伙是如何藏起这些东西的，又是藏在哪里？

（图：身着日本军服的白俄士兵）

在西伯利亚的日子里

最终列车停靠在满是冰雪的西伯利亚，大家缺衣少食每天劳作，还要接受赤色教育，苏联人要求日军士兵洗心革面，要互相揭发对方，如果揭发者“立功”，则可以减少劳动。曾经亲密如兄弟的士兵想方设法揭发对方，有些人为了得到多一点食物或者减少一小时劳动就去污蔑对方。那些被揭发的家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不但会被增加劳动时间还要挨打挨饿，大多数人被带走后很难活着回来。因各种方式死了的士兵被剥去单薄的破衣服后，成排的摆放在宿舍后面，他们仍有利用价值，就是当“柴火”被烧掉取暖。需要“柴火”的时候，活着的士兵就会推着平板车将几具“柴火”运到锅炉处，然后利用一个滑梯一样的斜坡投进去。皮肤下仅剩的油脂会烧的噼里啪啦响，烟筒里冒出奇怪的味道，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没人会因为自己的同乡战友死去而掉眼泪，而是期望得到苏联人的认可。因此，士兵会想方设法去讨好自己的苏联看守。

最可恶的是那些军曹，这些原日本关东军的下级军官狐假虎威，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不顾及自己人的生死，他们每天跟苏联人汇报自己管辖士兵的情况，经常无缘无故殴打或惩罚士兵。有些时候，一些士兵犯错后苏联人不追究他们也要追究，士兵们非常厌恶他们，诅咒他们变成“柴火”。

当然，在这里也有好事发生，有些身体健康长相英俊的士兵还跟当地人或者女看守谈起恋爱，甚至被允许到对方家中做客。最终在战俘大遣返的时候，有些已经跟当地人相爱的士兵留了下来，并且生儿育女。

后记

好了，写道这里，我想就此可以打住了，继续写下去还不知道要写到什么时候，因为这里面发生的故事太多太多，只能讲个大致轮廓。不过有意思的是，苏联遣返日本战俘的时候，竟然遇到了麻烦，日本政府竟然多次拒绝接收。以至于拖了好几年，这些活着的日本战俘才陆续回国。回国后也没有得到优待，反倒是处处碰壁，遭受白眼，多数人连工作也找不到。很多人无家可归的士兵只能露宿街头，有些沦为流浪汉，有些加入帮派，有些则组成“赤军”，甚至有人辗转回到西伯利亚甘心留在那里老死，直到80年代初期，这些人才全部得到安置，但是昔日的年轻士兵却已经变老了，他们的心理很矛盾，到底当年为了什么去打仗，为了回国要受到这种对待，他们始终想不明白。

（图：驻守西伯利亚的苏军看守老照片）

文中所述引用自纪录片《引き裂かれた歳月 証言記録 シベリア抑留》